一、文人书画和文官制度。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实行文官治政的国家。早在汉代的乡举里选，能够考选的都是文人。隋唐建立的科举制度，更是惟文才是举。所以，有人概括古代选官有四个条件，即：身、言、书、文。身是指身材仪表，言是指语言表达，书是指书写规范，文是指逻辑文章。我们平常所讲的封建科举八股文章，其实仅仅是考察选官的一个方面。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文人书画和文官制度有十分密切的联系。当然，古代文官介入书画并不是为了艺术创作，也不是为了追名逐利，大多是以修身养性或作为道德和伦理的昭示为目的。官员们通过诗文、书法、绘画、文房等特殊修养，来提升和展示自己的职业伦理和道德水准。

　　历史上那些著名的官员几乎没有不能文善书的。蔡邕，汉献帝时曾拜左中郎将，通经史，辨音律，晓天文，亦善书法。苏东坡更是宋代一个大文豪，吟诗作文，写字作画，洋洋洒洒，无所不精，是一个典型的文人。他曾出任县主簿、大理评事、签书、节度使判官、中书舍人、翰林学士。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也曾官至会稽内史、右军将军。人们耳熟能详的兰亭聚会，就是在东晋永和九年三月初三这一天，王羲之与好友谢安、孙绰等一帮文官们到绍兴西南30里的兰亭小聚。期间自然离不了饮酒赋诗，甚为尽兴，于是有人就提议将诗结集留念，并请王羲之为此诗集作序。王羲之用非常优美的文字记叙了兰亭周围山水之美和聚会之乐，心手相应写出了千古不朽的散文和书法皆佳的名篇。因为不是为写字而写字，“无念而成”，所以写得那么随意自然、行气流畅、一气呵成、潇洒清秀，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

　　类似的雅事还有很多。许多古代官员承续着中国传统文化的风流余韵，借用笔墨和物象来抒发主观情感。在他们眼中，许多自然景物被赋予了更多的人文意义，这也就是为什么文人书画常把梅、兰、竹、菊作为传统题材。梅，冲寒斗雪，玉骨冰肌；兰，清雅幽香，洁身自好；竹，虚心劲节，高风亮节；菊，凌霜而荣，孤标傲骨。人们用梅、兰、竹、菊来标榜君子的清高品德，正所谓“画者，心印也”。山水画的创作和欣赏也超越了一般的感官愉悦，成为“悟道”的门径，这与“诗言志”直指人心相映成趣。苏轼说：“文以达吾心，画以适吾意。”董其昌也说：“谁知简远高人意，一一毫端百卷书。”每一笔每一画都积累了千百年的文化和数十年的功力。也正因为如此，中国古代文人官员较少见到的是那种剑拔弩张的霸气或缺少文化的粗俗之气，这或许就是一定的学养使然。

　　中国的文化和现实联系得很紧，经世致用，过去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现代官员不妨也学点人文书画，至少学点如何欣赏人文书画，从中体会人文精神。那种来自远古的、深厚的文化，一定能够滋养你，让你受益无穷。

　　二、揽境自照与守正求真。学习传统书画，其实也是学习历史。回顾历史，特别是探寻一些历史细节，我们可以注意到，古今中外那些青史留名的官员，总是能够自觉地揽镜自照，严于律己，守正求真，不随俗流。这其实是一种觉悟、责任和检点，也是一种自知、修为和改造。这一点，从中国的文人书画中能得到比较充分的反映。

　　比如，清代官员郑板桥就是中国古代官员中善文能诗，还长于书画的典型，也极善借诗文书画表达自己的精神境界与思想修养。他在山东潍县任知县时曾作过一幅画《潍县署中画竹呈年伯包大中丞括》，画中题诗“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意思是说躺在衙斋里听外面风吹竹子的声音，似乎听到的是老百姓病饿叫苦的声音。中国古代行政与司法不分，知县兼理司法，析疑断狱，定分止争。郑板桥从衙斋萧萧竹声联想到了百姓的疾苦声，说明他何等的“忧民之忧”。类似“为官之道，先存百姓；执政之要，顺乎民心”的名言警句不胜枚举。古人尚且如此强调为官之道，我们更应该把为民负责、亲近群众看得更重要，来不得半点虚与委蛇。

　　毫无疑问，我们不能将今天的党政官员和法官与封建官员进行直接的比较，除其性质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外，当今的党政官员和法官思路更开阔、知识更丰富、观念更先进。然而，身处改革开放年代、成长于市场经济时期，我们的法官或许多了份对世界政治与经济、社会与司法纵横捭阖的视野，站得更高、看得更远，但如果不注意脚踏实地，就可能减少一些与群众自发天然的联系。事实上，群众对一些部门和干部的衙门作风、官僚主义反映已经非常强烈，一些法院和法官也不是没有问题。全面从严治党之际，各级党政官员和法官们自觉地把自己摆进去，结合思想和工作实际，深刻反思自己的行为，检点自己的作风，查找并认真解决自己在与人民群众立场、观点、作风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不失为有意义的修炼与提高。